秦漢與羅馬:富人的潛規則

《歷史的終結》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來多次撰文指出,中國制度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中國從秦漢開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先于歐洲1800年。

與秦漢同時期的是羅馬。從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羅馬帝國,從拿破侖到第三帝國,歐洲史上,凡是追求建立大規模政治體時,無不以羅馬為精神象征。

 

秦漢與羅馬作為兩個都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的超大規模政治體,都需要處理土地兼并和小農破產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政權與軍閥的關系、上層與基層的關系、本土文化與外來宗教的關系。

 

但兩者的結果完全不一樣。羅馬之后再無羅馬,只有多個信仰基督教的歐洲封建列國。而秦漢之后卻繼續興起了隋唐大一統王朝。

 

相似的基礎,相似的挑戰,不同的路徑,不同的結果,是本文的主題。

一塊碑文……

 

2017年盛夏,中蒙聯合考古隊在蒙古國杭愛山一處紅色石壁上,發現了一幅摩崖石刻,蒼古斑駁、模糊不清。

 

經學者仔細辨認后,確定這就是東漢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銘”。

 

“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無數書傳中都說到“燕然勒碑”,卻從沒人找到準確的地方。

 

作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們終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這塊碑文,對羅馬也很重要。正是因為這一仗結束了漢與匈奴兩百年拉鋸戰,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牽引了中亞草原民族西遷的連鎖運動。

 

兩個多世紀后,匈人、東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羅馬邊防,瓦解了西羅馬帝國。

 

中國史家喜歡說匈人就是匈奴,西方史家不認可。雖然從人種上來說,匈人未必就是匈奴,但引發中亞草原民族大規模西遷的主因肯定是匈奴。

 

西遷的匈奴與中亞草原上同樣為旱災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沖向另一個繁榮的農業文明中心——羅馬。

 

正好趕上西羅馬的“三世紀危機”。搖搖欲墜的奴隸制大莊園生產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腳”,西羅馬就此崩潰,再沒有統一過。

 

如果兩漢沒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東亞史與世界史都將重寫。氣候成了草原文明的不可抗力,草原文明又成了農耕文明的巨大考驗。秦漢羅馬相隔萬里,都面臨著不可抗力的同樣考驗。兩漢經住了考驗。

 

漢匈之爭了結于東漢,肇始于西漢。西漢早期就已出現了氣候變化的前兆。匈奴領地連年出現雨雪大災,牲畜大批死亡。

 

文景時每和親、貿易一次,匈奴就能安穩十年八年。但從景帝末年、武帝初期開始,送財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今年剛送完,明年還來搶。矛盾迅速激化。

 

西漢武帝時也出現了大規模水災、旱災與饑荒,都靠舉國體制硬挺過來了。是以內生力量消化天災,還是以侵掠游走轉移天災,體現著文明的可持續性。

 

漢武帝即位7年后(西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續進犯,開始了12年的漢匈戰爭。最終衛青取得河套地區,設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西域,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

 

正是有這兩個基地,日后東漢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

 

……

東漢制鹽畫像磚拓片,形象再現東漢時蜀地井鹽生產的繁忙景象。西元前120年,漢武帝劉徹任用著名大鹽商東郭咸陽與著名大鐵商孔僅,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壟斷最大財源,東漢時取消鹽鐵專賣,實行征稅制。

 

希臘、羅馬的對外戰爭都能掙錢,而漢的開邊都是貼錢,史書上批評其“虛耗海內”。但漢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錢。

 

匈奴部眾只要誠心歸附,就是中國百姓,就要以仁義財帛待之,以換“遠人歸心”。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負擔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災,小農出現了大規模破產——“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小農不能抗災又不能免債,只好賣掉田宅。賣給誰?自然是賣給巨商大賈。漢朝出現的大商人主導的土地兼并,與羅馬“大土地農業”一樣;投機商和大地主們從來“不急國家之事”,也與羅馬一樣。

 

商人們的財力早已壓倒了各級政府,但當朝廷要平七國之亂而向富戶借錢時,富戶們覺得朝廷未必打得贏而不肯借。

 

從文景開始,朝野就在爭論農商矛盾的解決辦法……最終解決的還是漢武帝。

 

有人為他發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農稅賦,還能增長國家財力的方法,“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這個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個商人。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陽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計”(心算)進入宮廷做“郎官”。這一年他才13歲。

 

和長安不同,洛陽是商業都市,居民都“喜為商賈,不好仕宦”。漢朝也不讓商人做官,做“郎”的資格只有郡守和將軍的后代才能享受。商人世家子弟能破例進宮很不容易。

 

桑弘羊進宮是為了給16歲的少年天子劉徹當伴讀。劉徹讀什么書,他就跟著讀什么。劉徹微服野游,他就去侍衛。

 

劉徹的侍衛大多成了名臣名將,他卻20年沒得到重用。直到商人拒捐馬匹給匈奴這件事發生。

 

憋了一肚子氣的劉徹,在桑弘羊的策劃下,于西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讓儒生們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鹽商東郭咸陽與著名的大鐵商孔僅,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

 

伴讀郎官桑弘羊則以“計算用侍中”,在內廷里予以配合。

 

鹽鐵官營,是指將此前由民間經營的制鹽鑄鐵行業,轉隸官方實行更大規模經營。鹽和鐵是古代社會最大消費品,官方經營就是壟斷了最大財源。

 

很多人批評這是國家與商民爭利,但幫國家搞壟斷鹽鐵的,竟是鹽鐵商家本人。這就奇了。羅馬商人用財力挾迫國家讓自己發財,漢朝商人卻幫國家搞宏觀調控。

桑弘羊還發明了“均輸法”和“平準法”。

 

均輸法,就是各地的“土貢”以當地最豐饒之物品上交,再由官營網路運往稀缺地區出售。對民間而言,可以避免中間商的盤剝;對國家而言,亦在不增加農稅的情況下獲得了巨大財力。

 

平準法,就是以官營網路解決價格波動。某種商品價格過分上漲或下跌,國家就向市場拋售或買進該商品,以平抑物價。

 

而羅馬帝國戴克里先皇帝在面對物價波動時下過一道限價敕令(西元301年),從商品到工資都規定了最高價格,結果失敗了。朱理安皇帝在西元362年也試了一次,同樣失敗了。

桑弘羊還統一了幣制,將各郡國分散的鑄幣權收回到朝廷,銅錢都是用統一鑄造的“五銖錢”。而羅馬只實現了金幣銀幣由國家鑄造,日常交易的銅錢仍歸各城市獨自鑄造。

 

正是這套宏觀調控財經制度,幫助漢朝同時扛過了農業災害和匈奴進犯,用“均輸”“鹽鐵”之積蓄,既支付了戰士俸祿也賑濟了北方饑民……

 

桑弘羊還干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西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農中丞),就將從投機商人和高利貸者手中沒收上來的土地,重新租給無地的流民耕種。

 

羅馬也有公地制度,即從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給貧民。但仍擋不住權貴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來越少,國家最終喪失了調節能力。桑弘羊的“假民公田”(西元前114年)與羅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調節被殺(西元前133年、121年)時間相距不遠,卻是一個成,一個敗。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漢朝設立河西四郡,本來只是軍事點,正是在桑弘羊的建議下,征發了六十萬戍卒河西屯田。這花費了數以億計的財富——“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給大農。”

 

沒有這個基礎,東漢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護府,絲綢之路就永遠打不通。桑弘羊對西域比朝廷還要狂熱。在劉徹晚年,桑弘羊還力主“屯田輪臺”徹底鞏固西域。最后還是劉徹先放棄了,發布《輪臺詔》,下令“棄武歸文”。

 

一個巨商之子為何如此執著地為貧民分土地,為朝廷開西域?因為他讀《春秋》。他少年時和劉徹一起讀了《春秋》《魯詩》《尚書》。老年之后,在鹽鐵會議上舌戰群儒時,他還能句句引用春秋大義和儒家經典。

 

自劉徹開始從貧寒儒生中選拔文官后,民間儒學蔚然成風,不談“王道”都會被樵夫舟子恥笑。

 

沒有這樣的文化氛圍,產生不出這批發明了“宏觀調控”的大商人們。和他共同搞鹽鐵官營的商人東郭咸陽與孔僅,也同樣為朝廷奔波到老。

 

桑弘羊一直保留著商人習氣。他不認為持家必須簡樸,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籌策”朝廷的賞賜和俸祿而使自己過得更富裕。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獵被都城治安官查辦。

 

但他靠中央集權搞出來的那些錢,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與山東的水患,投入到了“經營天下”。

 

他服膺儒家精神,卻看不起儒生空談“不知治世而善訾議”。他的觀點沒錯。

 

漢朝所有的成就,沒有中央財政體系,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開啟了一個永恒的話題。

 

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個跨越任何束縛的私人商業帝國,還是在獨善其身之外去兼濟天下?這是中國商人心中永遠的掙扎,帶來了各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羅馬最富有的人”

 

和桑弘羊同時,羅馬的頭號巨商是與凱撒、龐培齊名的“前三頭”之一克拉蘇。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鎮壓了斯巴達克斯大起義。

 

克拉蘇是“羅馬最富有的人”。普魯塔克記錄道,他致富的方法是,利用羅馬沒有消防隊,自己成立了一個500人的私人奴隸消防隊。誰家的房子著火了,他就帶人堵在門口要求廉價收購房產。如果房主答應,他就滅火。

 

如果不答應,就任由其燒光。等房主不得已將房子低價賣給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價租給原來的苦主居住。就這樣,他空手套白狼,買下了大半個羅馬城。

他還經營著羅馬最大的奴隸販賣生意,從義大利的種植園,到西班牙的銀礦,到處都是他賣出去的奴隸。他死后的遺產,相當于羅馬國庫的全年收入。

 

他從政后的慷慨,與經商時的盤剝同樣驚人。他拿出財產的十分之一辦慶典,給每個羅馬公民發三個月生活費。

 

這一票拉的,在西元前70年輕松競選成功,與龐培一起任命為聯合執政官。偉大的凱撒拼命苦戰了十年,才勉強與他倆并稱“前三頭”。

 

克拉蘇的名言是,不夠武裝一個軍團,就不能算作富人。他死于率領羅馬軍團遠征安息帝國的途中,戰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滿羅馬風范。

 

但他打安息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自己——羅馬的潛規則是,誰打下新行省,誰就有權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財富。他沒有成功,帕提亞騎兵砍下了他的頭顱,往里面灌滿了黃金。

 

克拉蘇這類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國不可能出現。其發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說當政治領袖。

克拉蘇雕像

而在羅馬,只要他的財富足以武裝起一支軍隊,只要他的財富足以搞定更多選票,都可以。

 

羅馬創造的地中海世界里,產生了大量克拉蘇式的金融家、包稅人、奴隸販子,他們投資羅馬的政治,但在羅馬崩潰后,他們都沒受影響。他們和蠻族和教會充分妥協,轉化成新的封建領主。

 

近代以來,總有人認為明末才有資本主義萌芽,商業精神似乎是儒家農業文明主干上的支流。

 

實則不是。中國的商業精神不是其支流,而是其內在的重要部分;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動接受了儒家,而是對儒家進行了實質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鹽鐵會議上提出的,商業亦可立國(“富國何必本農,足民何必井田”)。

 

他認為,國家要建立大市場,匯聚萬貨,讓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還說,國家沒能讓人民富裕,不是因為道德問題,而是因為工商業不發達。“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

 

這些來源于戰國時代齊國的“管子輕重之學”。輕重學派明確地提出用市場調節財富,用貨幣塑造價格,用利益機制來引導社會行為,反對以行政手段強制管束。這些思想是非常現代的。

 

我們經常低估了先賢的價值。中國最終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經濟,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沒有工商文明的種子。

 

中國工商業一開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倫理,后來又被套上了家國責任。有人說,正是這種雙重束縛,讓我們沒能早產生西方式企業家。

 

然而,道德倫理和家國責任正是今天西方企業家們非要回答不可的問題:自利和利他的關系?純粹自利能否自動達成社會共利?國家和個人的邊界?自由經濟能否脫離國家主權?

 

這些問題,中國2000年前就開始思考了。

 高峰找優點,低谷尋缺陷

 

秦漢與羅馬,兩條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

 

我們應當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中國歷史遠非完美無缺,否則就不會在近代遭遇慘敗。

 

中華文明仍需轉型提升,才能真正體現與時俱進的能力。

 

在真實的世界里,沒有一種政治制度,能僅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發揮好壞,取決于運行制度的人。

 

因此每一種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

 

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擁抱世界多元,又能堅持自身一體的青年一代。

 

中國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掙扎在“現代化”和“重新審視自己”的痛苦中。

 

然而,他們必將完成現代化,也必將開始講述被現代化一時遮蔽的古老價值。中國如能與西方完成文明對話,就會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鑒開辟出一條近路。

 

東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歷史遺產上,誰都不可能推倒重來。但我們依然可以商量著來。

 

推薦語

易中天 著名作家、學者:

人類文明有民族性的、地區性的和世界性的 ,漢與羅馬是歷史上最早的世 界性文明 ,長安城和羅馬城是當時東方和西方的世界首都 。

比較這兩大文明 ,無疑是極具挑戰性的課題,也是讓人興致勃勃的探險活動。潘岳先生以歷史文獻為據,出土文物為證,帶我們走在山重水復之路,又時有柳暗花明之驚,確實應該推薦。

馬克思說過 ,哲學并不要求人們信 仰它的結論 ,而只要求檢驗疑團。史學也一樣。請以這樣的科學態度來閱讀吧!

張肇麟 翰瀾書院創始人、正和島·翰瀾大匠塾首席導師:


歷史是一面最有價值的鏡子,但是我們所談論的歷史又只能是一種主張之下的見地。潘岳先生對東西方歷史脈絡的梳理比較,充滿啟發性的洞見。
我們作為讀者不僅要認真審思(東西方文化)其中的得失,更要透徹地領會潘岳先生從歷史感悟中表達的政治主張。
潘岳先生在文章最后發出的感嘆尤其充滿睿智,那就是在西方不太容易理解東方文化,而如今形勢又容不得東西方相互陌視的情況下,中國智慧如何率先取得溝通東西方的話語突破。
這是主動進取性的、積極的國家戰略!借鑒歷史,比較東西差異,中國智慧有能力、有機會在融入世界主流的關口進行更深入的開放、改革,同時在主動變革中展現、發揮制度自信與民族文化自信,化危機為機遇。這是文章的精華。
文中關于中國哲學以及中國文化的宗教性的部分觀點,以及文化基因跟當今現實聯系的必然性和決定性的某些傾向,還有商榷空間。
我滿懷希望地期待潘先生的文章還能激發人們更多的討論和思考,我個人對中國文化(與異域文明)的包容性及其對(支持)科學、哲學、商業的發展前景的開放性持有樂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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