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諜王”佐爾格“上海密事” 萬里電波支援大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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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兩年間,597封急電發往莫斯科,其中335封急電直接通報給大陸工農紅軍和中華蘇維埃政府。上海—莫斯科—蘇區,三道紅色電波馳騁萬里,是大陸革命最黑暗時的一絲微光,隱沒在背后的“紅色諜王”便是佐爾格,他的諜海生涯便是從上海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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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時報》記者來到“石庫門里的紅色通信”第3站——上海市武康路,尋訪佐爾格和神出鬼沒的“拉姆扎電波”。

莫斯科紅場



“上海-莫斯科-蘇區”

三道紅色電波

上海武康大樓

春末夏初,懸鈴木果實炸裂,暗黃色的飛絮在空中飛舞。張愛玲在《金鎖記》中寫道:“不大的一棵樹,稀稀朗朗的(法國)梧桐葉在太陽里搖著像金的鈴鐺。”

走入這條劃出優美弧線的小馬路武康路,仿佛走進時光隧道,雖居鬧市,卻完全感受不到車水馬龍的喧囂;上海百年的歷史,濃縮在兩側各式花園洋房、公寓、新式里弄中。偶有穿著時髦的小姐姐在凹造型,笑語嫣然,趁著明明暗暗的樹影,自帶千種風情。


時間饋贈給武康路的,不僅僅是表面的風情,更是歷史“燉”出的生逢其時。

近百年前,這里是兵不見血刃的諜戰舞臺,“紅色諜王”理查德·佐爾格的主要活動區域,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尾崎秀實、魯特·維爾納、陳翰笙、張放、張文秋……由德國、美國、日本、蘇聯、大陸等各國人士組成的“拉姆扎小組”,對當時的中共革命給予巨大支撐。


聯共(布)、共產國際、中共,三股革命力量,在大革命失敗后的上海,在極其復雜的社會環境中,沖破國民黨和租界的重重白色恐怖,建立起各自的通信網路。

從上海到莫斯科,從莫斯科到江西,上海—莫斯科—蘇區,三道紅色電波馳騁萬里。


它們,是大陸革命進入最黑暗時的一絲微光,是為眾多革命者照亮方向的一抹閃電,是飄蕩在武康路上空的“拉姆扎幽靈”。短短兩年間,597封急電發往莫斯科,其中335封急電直接通報給大陸工農紅軍和中華蘇維埃政府。

滄海桑田。如今的武康路,是打卡上海的必經之地,可誰會想到,它的另一種打開方式,卻是要推開通往近百年前的大門,去尋找紅色通信歷史上“隱秘而偉大”的輝煌。


尋訪第3站:武康路

“紅色諜王”佐爾格和神出鬼沒的“拉姆扎”電波

“紅色諜王”佐爾格的“萬里空中交通線” 視訊:IT時報

01

597封密電

電影《色戒》片尾,女特工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然后若無其事地叫了一輛黃包車,“到福開森路”。

福開森路,便是如今抖音、小紅書上大火的網紅馬路——武康路。20世紀初葉,福開森路已是高檔社區,一座座花園洋房掩映在綠樹成蔭中,安靜、雅致。居住在此的達官顯貴眾多,有國民黨要人孔祥熙、義大利總領事,盛名之下的世界社,還有一個神秘的小組——“拉姆扎”。

“拉姆扎”是紅色諜王理查德·佐爾格的代號。1930年1月,佐爾格來到上海,這位有著“一雙深藍色眼睛,一張輪廓漂亮嘴唇”的德國記者,真實身份是蘇聯紅軍參謀總部第四局(格魯烏)特工。


他來大陸帶著多重任務:了解國民政府的軍事實力、對內對外的各種政策、美英日與國民黨的關系、大陸境內外國駐軍的實力等等。

佐爾格 圖源:網路

這時的佐爾格并不知道,10年后,自己將在日本東京向莫斯科發回一封電報:“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經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它將向美國開戰。”短短幾行字,促使斯大林決心將25萬精銳部隊遠東軍調回莫斯科,從而打贏了莫斯科保衛戰,保衛了蘇聯。


某種意義上,佐爾格是扭轉整個二戰進程的那個“關鍵先生”,而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故事,從上海開始。

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福開森路隸屬法租界,1937年上海淪陷之前,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相對獨立,南京國民政府無法對這里實施直接管轄權。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大量原沙俄貴族涌入上海,并集中居住在霞飛路一帶,這里洋房林立,富商眾多,外僑頻繁出入,是大都市中不容易被看到的“縫隙”。

武康路不長,與淮海中路交叉處,巍然屹立著一艘等待起航的巨輪——武康大樓(舊稱諾曼底公寓),將近百年前的1924年,建筑奇才鄔達克留下了這件傳世佳作,而它不負眾望,成為諸多傳奇的發生地。


如今的武康大樓(舊稱諾曼底公寓) 攝影:IT時報 馮誠杰


寫出《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的紅色記者史沫特萊,大陸著名的農村經濟學家、社會科學家陳翰笙夫妻,均居住于此,而佐爾格常常是他們的座上賓。

然而,鮮有人知的是,史沫特萊和陳翰笙都是“拉姆扎小組”成員。

早在1926年,經由李大釗和蘇聯加拉罕大使的推薦,陳翰笙便在北京加入了共產國際,成為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將近9年的共產國際特工生涯中,陳翰笙夫婦與佐爾格共同在上海戰斗了兩年多。國民黨第四次“圍剿”的資訊,便是由佐爾格通過陳翰笙傳遞給宋慶齡,然后再送到蘇區的。

此外,佐爾格接近了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國工程師、無線電通信軍官施特爾茨的大陸太太,掌握了國民政府(1927~1939)南京總司令部及其所屬部隊的無線電通信密碼、德國軍事顧問相互之間的無線電通信密碼和一本德國軍事顧問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聯絡的電話號碼。

大量有關大陸問題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飛往莫斯科。根據俄羅斯解密的檔案,不到3年里,佐爾格共發回莫斯科的597封急電,其中335封直接通報給了大陸工農紅軍或者中華蘇維埃政府。

02

找尋“空中拉姆扎”

597封飛往莫斯科的紅色電波是從哪里發出的?

在各種解密檔案中,似乎都沒有明確提出佐爾格使用的電臺臺址。在歷史的故紙堆里,在武康路的夜空中,記者試圖找尋神秘的“空中拉姆扎”。

從武康大樓向東,沿著武康路行200米左右,是武康路333號霞飛別墅,這個建于1919年的聯排別墅區,如今已是私人住宅。而90年前住在這里的張文秋,或許并沒有太多時間欣賞武康路的美景,盡管它們與她只有一墻之隔。

張文秋當年工作過的情報站可能就在武康路333號霞飛別墅攝影:IT時報 馮誠杰

1931年9月,在周恩來的引薦下,張文秋見到了佐爾格。在其回憶錄《踏遍青山——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回憶錄》中,她這樣寫道:“我們乘汽車到法租界一座高級賓館前下車,一位年輕的外國人把我們引進了一個房間,房間內走出一位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外國人。周恩來給我介紹說,這位就是共產國際方面的領導人佐爾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他又對佐爾格說,我依照你的意見把張一萍(張文秋當時化名)同志調到你這里工作,希望你給她做出適當的安排。”

從兩人對話來看,周恩來與佐爾格并非第一次見面。但很快,1931年11月,周恩來離開上海,趕赴蘇區,這兩位中共和聯共(布)上海隱蔽戰線最高領導人交往的更多細節,湮滅于歷史塵埃中。

隨后,張文秋在福開森路租了一棟三層洋房,但她并沒有寫到具體門牌。

上海師范大學部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佐爾格研究專家蘇智良用了四五年的時間在各種史料中反復考察、比對,最終將范圍縮小至武康路333號的霞飛別墅。

如今的霞飛別墅攝影:IT時報 馮誠杰

和張文秋假扮夫妻的德國共產黨員吳照高住在呂班路(今重慶南路)上的另一棟洋房里。兩棟洋房都配備了齊整的工作人員,中文秘書、翻譯、發報員、打字員、行政管理人員及采購、廚師、司機等一應俱全,還有一批從蘇聯調來的女技術員,專做俄文的打字和發報。

目前,并沒有明確資料提到電報會從這里發出,但從張文秋回憶中看到,至少在這個情報站配備了發報員。

福開森路洋房的二樓通常是靜悄悄的,大家都自覺遵守紀律,不是自己應當知道的事情,誰也不開口探問,不是分配給自己的任務,誰也不去插手擾亂別人,翻譯、打字員、秘書等數名工作人員一起工作,卻鴉雀無聲。

更神秘的是三樓的一位蘇聯女子。張文秋不僅負責掩護她,還照顧她的起居生活,“丈夫”吳照高更是整天呆在她的房間。后來張文秋才知道,這位名叫伊薩的女子是吳照高真正的妻子,經佐爾格審定后的情報,由他倆譯成密碼,或用縮微技術制成膠片,經香港或哈爾濱“人肉”送回蘇聯,如果是急電,則通過秘密電臺直接向莫斯科發報。

事實上,足不出戶的張文秋并不知道,這位伊薩在當時的上海灘小有名氣,她在靜安寺附近開了一家名為“時代精神”的外文書店。伊薩會俄文和英文,還會打字和發報,而書店不僅是歐亞左翼人士的聚會場所,也是通信網的技術聯絡點,是共產國際組織駐上海重要但不顯眼的組成部分。

那么,福開森路洋房或者時代精神書店會是發報點嗎?伊薩曾是報務員嗎?歷史還沒有給出答案。

03

武器+電臺

“雙槍”培訓

地圖上看,武康路與淮海中路相交,加上旁邊的湖南路,像極一把張口的“剪刀”。不少建筑在兩條路上都有出入口和門牌。

“整個住宅區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園里,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兩個出口,整個綠地毗鄰著兩條或者三條不同的大街。”1931年4月1日,“拉姆扎小組”成員魯特·維爾納搬入新家——霞飛路1464號,她在自傳《諜海憶舊》這樣寫道。這棟房子在1932年底隨著霞飛路門牌重編調整為1676號。

這里的房子,天然適合隱蔽戰線。

從這幢花園洋房依稀可見當年魯特聯絡站的影子攝影:IT時報 馮誠杰

《IT時報》記者從武康路沿著淮海中路向東,前行500米左右,便到了淮海中路1676號。這是一間約20平方米的沿街商鋪,旁邊鄰居說,這棟樓建造于20世紀70年代,顯然與近百年前的“拉姆扎小組”沒有絲毫關系。

“里夏德(佐爾格)建議我弄一個自己的住宅,我們在法租界找到了合適的地方。”魯特是聞名遐邇的共產國際紅色女間諜,其最知名的一件事,便是與德國流亡的核物理學家克勞斯·福克斯合作,陸續把英美研究和制造核子彈的情報資料提供給蘇聯,提前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

同佐爾格一樣,魯特·維爾納的特工生涯也從上海開始,只是,當時她的名字是烏爾蘇拉·漢堡嘉,是曾三次出現在魯迅日記中的“漢堡嘉夫人”,在拉姆扎小組里代號“新力婭”。

盡管魯特在隨后20年艱苦而復雜的地下斗爭中,逐漸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報務員,無論是在大陸還是歐洲,她的電臺無一次被敵人發現。


但第一次來上海時,她還只是一名22歲、衣食無憂長大的女孩,對電臺一無所知。佐爾格對她的要求是,建一座聯絡站,為“拉姆扎小組”開會提供房間,不參與談話,只擔任警戒。

在魯特的新家里,佐爾格和他的同伴們每周聚會一個下午,除佐爾格外,有時候還會來幾個大陸人。

圖中為魯特·維爾納圖源:網路

兩年里,佐爾格至少造訪了80次霞飛路1676號。有時候,他會提來一個巨大的旅行箱包,里面裝滿各種情報資料。有一次,魯特一進屋便驚呆了,屋里的人手里都拿著手槍,地毯上箱子里裝的也是武器。這還不是全部,50年后,魯特從蘇聯報紙《紅星》的一篇文章里才知道,箱子里還有一部電臺。

魯特并不知道箱子里的東西會被用來做什么,她猜測可能是當時德國正在大陸測試的武器樣品,可能蘇聯對它們感興趣,也可能是大陸紅軍有需要,畢竟來她家里的還有兩個大陸人,“或許佐爾格是為了讓這兩個人學習拆卸和組裝這些武器。”

這樣猜測并非毫無依據。為中共第一臺秘密電臺制造提供重要幫助的蔡叔厚,1932年也被佐爾格招進了“拉姆扎小組”。

就這樣,魯特家里樓上的壁櫥里,永遠有兩只鼓鼓囊囊的大箱包,空了裝滿,裝滿后再倒空,持續了兩年半。

“從大街上沿著長長的未經修飾的花園路一直走,然后拐彎走上另一條花園路,就直接通到家了,我們從所有的四個房間都能看見綠地,看不見別的房屋。”《諜海憶舊》中,魯特的家是一棟獨立花園洋房,如今具體位置還不可考,只記得魯特有一天很興奮,因為好友史沫特萊搬到武康大樓,“距我們只有兩分鐘路程,我們都很高興。”

1987年,魯特·維爾納回到大陸,回到她曾經給剛剛出生兒子哺乳和洗澡的房間,回到佐爾格和“拉姆扎小組”戰斗過的地方。

除了武康路,佐爾格手下還有一名發報員克勞森,在虹口區的一棟房子里架起了天線。可惜,沒有任何資料顯示,這棟房子在哪里。

神秘的“拉姆扎電波”,直至1932年11月佐爾格離開大陸,都沒有被敵人找到。

04

莫斯科“失聯”

對20世紀30年代初的上海而言,“拉姆扎”與“慕尼黑”(莫斯科的代號)之間的“空中交通線”至關重要。從武康路飄往莫斯科的電波,有時候是孤獨的。

1931年春夏,在上海活動的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遭受致命打擊。

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6月15日,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魯德尼克(即牛蘭)夫婦被捕。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空中交通線”被迫中斷。

魯德尼克(即牛蘭)夫婦 圖源:網路

來上海一年多的牛蘭,主要負責管理共產國際在上海的秘密電臺、交通和黨的經費,向共產國際傳送中共的秘密文件。牛蘭的工作卓有成效,很快在聯共(布)、共產國際、大陸共產黨之間建立了直接通信聯系。

根據俄羅斯披露的檔案,從牛蘭抵華直到被捕,聯共(布)、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與大陸共產黨來往的電報至少在36封以上,其中大陸共產黨發給共產國際的電報最早是在1929年12月。


考慮到這時候中共剛剛造出自己的第一臺秘密電臺,功率還不大,這封電報應該是經共產國際上海臺再轉到莫斯科。

1930年3月,被送到蘇聯學習無線電技術的“木匠”涂作潮回到上海。據涂作潮回憶,當時,他和我黨第一臺秘密電臺創始人李強在西摩路(今陜西北路)一棟樓房里搞了一個功率250瓦的“國際電臺”,準備與海參崴通報,由同樣從蘇聯“國際無線電培訓班”學成回國的毛齊華、曾三以及宋廉負責報務。1930年12月17日,中央第一屆無線電培訓班被巡捕破壞當天,涂作潮假裝油漆匠機敏脫身后,便是在這里找到了李強。

但這個電臺應比較笨重,而且靈敏度不太高,在毛齊華等其他人的回憶錄中,并沒有提及此次嘗試是否成功。后來,周恩來指示,考慮到地下秘密工作的需要,電臺體積和重量要輕小,方便攜帶和操作。


1931年6月15日,因共產國際一位聯絡員在新加坡被捕,牛蘭在上海的信箱暴露,隨后被捕,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之間就此“失聯”。而顧順章的叛變更讓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陷入滅頂之災。為了安全起見,地下電臺不再屬于中央特科,而是直接歸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

1931年11月,在離開上海的最后幾周,周恩來對上海對外通信聯系工作做了細致周密的安排。為了確保秘密無線電臺的安全和正常工作,他甚至親自對設置在一幢西方人屋頂上的接收站仔細地進行了全面檢查。

05

重建電波

1931年8月,正在莫斯科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的黃平接到一紙命令,要求他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上海和莫斯科之間的“秘密通道”。不久后,帶著密碼回到上海的黃平和莫斯科派來的報務員在海寧路福壽里的弄堂口接上了頭。

據黃平回憶,他負責攜帶密碼,而報務員則從海參崴乘蘇聯的商船到上海, 等海關人員查驗完之后,偷偷從大船下來,劃了一個小筏子把發報機帶上了岸。兩人接頭后租了一幢房子, 滴滴滴的發報聲重新在上海和莫斯科之間響起。

自1929年李強裝備成功第一臺秘密電臺后,上海成為中共電臺的“裝備工廠”,陸陸續續裝備出的電臺被送到香港地區、江西蘇區等地。1931年起,上海又成為中共第一批通信人才的“孵化基地”,開始人才輸出。3月,涂作潮、曾三、伍云甫奉命奔赴江西中央蘇區,而毛齊華作為上海本地人,繼續潛伏了下來。

大陸早期的電臺(實體模型)攝影:IT時報 馮誠杰

毛齊華記得,1931年秋,曾和他一起在莫斯科國際無線電學校培訓的程祖怡回國,負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國際無線臺,直接與共產國際海參崴臺和赤塔臺聯絡。

并沒有資訊可以確認,這位和黃平一起回來的報務員是不是程祖怡,但可以確定的是,1931年秋天開始,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通信恢復了。

1931年冬天,程祖怡住到毛齊華位于華德路友邦里東1弄61號(今長陽路640弄61號)的家里,除了和國際臺通報之外,還和毛齊華一起研究收發報機的改裝。

但隨著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虹口區、楊浦區的居民紛紛奔向市區,毛齊華和程祖怡帶著電臺轉移多次。后來,毛齊華在大沽路437弄20號(今已成為延安綠地)找到一所房子,這所房子地點適中,只有兩幢房子相連接,環境很適合地下工作。毛齊華花了500塊大洋租金,當起了二房東。1933年春節前,程祖怡一家三口也搬到了這里,住在三樓負責收發電報。

為了防止電臺暴露,秘密電臺使用室內天線,隨用隨掛,用完收起來,但在發報時,電鍵一點,鄰居的電燈泡,不論白天黑夜,就會發出一閃一閃的紅光,若被鄰居發現,必將引起麻煩。所以他們要一邊按電鍵調整波長,一邊偷看鄰居家電燈泡是不是閃出紅光,一直調整到發不出紅光為止。

資料顯示,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共用一部電臺,遠東局通過上海的中共中央與莫斯科聯絡,而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臨時革命政府和大陸紅軍所在的中央蘇區保持定期聯絡。

就這樣,1931年秋天起,作為莫斯科和蘇區的情報中轉站,上海上空的電波從未消失:共產國際的消息,經由哈爾濱(或海參崴)秘密電臺,傳送至上海,然后再送至江西,再加上佐爾格“拉姆扎小組”發往“慕尼黑”的電波,三道紅色電波交織在一起,打通了莫斯科—上海—蘇區的萬里“空中交通線”。

1934年10月,程祖怡被捕并叛變,兩個秘密電臺被敵人破壞,中共中央被迫中斷了與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系。加上1932年11月佐爾格離開上海,“拉姆扎小組”解散。


通往紅場的紅色電波暫時銷聲匿跡,它們靜默著,蓄力著,等待著再次響徹云霄。

作者/IT時報記者 郝俊慧

編輯/郝俊慧 挨踢妹

排版/馮誠杰

圖片/IT時報 網路

視訊/IT時報 馮誠杰 李丹琦 王昕

來源/《IT時報》今日熱點vit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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