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是什么,為什么文學作品中描述的忠義謙虛善良的武士在侵華戰爭中會如此殘暴?-大陸人視「武士道」為日本侵華的思想根源

武士之國的錯覺

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特別是大陸人和美國人,這兩個在「二戰」中與日本作戰的主要國家的國民,在談到日本帝國從19世紀后半葉到「二戰」期間的一系列軍事擴張活動時,幾乎會條件反射式地將其與「武士道」聯系在一起,前者的看法以戴季陶的《日本論》為代表,后者的看法則因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與刀》而幾乎成為世界范圍內公認的定論。

大陸人視「武士道」為日本侵華的思想根源,美國人則以相似的態度開始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民族性格改造工程。戰敗的德國人和日本人成了美國人手中的白鼠,美國人以「從精神和氣質上斷絕軍國主義根源」為指導思想,對二者進行了一種有趣的「文化閹割」,前者永遠地失去了東普魯士這塊發祥地,以及一切與普魯士相關的地名。后者則失去了約80萬把日本刀(包括美軍繳獲的軍刀和民間刀劍),一切與武士有關的體育活動也都被禁止,如劍道,直到1954年。

然而,在那本著名的《武士道》(Bushido:TheSoulofJapan)問世十年前,比利時法學家德·拉維里拉(De·Lavilla)詢問該書的作者新渡戶稻造日本是如何進行道德教育的時候,新渡戶稻造承認自己當時并未意識到日本有一種叫作「武士道」的道德傳統,或者說,他并不認為武士道是一個可以代表當時日本大部分國民道德特征的道德體系。很顯然,新渡戶稻造是在與西方的接觸中才逐漸產生了「武士道即日本國民道德準則」這一概念的。他在《武士道》一書中有意無意地將武士道與西方的騎士精神進行比較,使日本人在道德和人格上與當時的西方人獲得了相對平等的地位,并且使這一點為許多西方人所接受,當涉及西方人難以理解的諸如「孝」之類的概念時,他便故意避而不談。

這不僅使明治時代日本的「脫亞入歐」進程異常順利,即使在因為「九一八事件」而使日本備受排擠的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上,也有超過10萬名美國觀眾為日本軍人西竹一歡呼,因為后者表現出了被西方人認可的某些特質。1944年,西竹一大佐困守硫黃島時,美軍依然試圖以騎士精神感召他有尊嚴地投降,但后者仍以武士的方式自殺了。由此可見,新渡戶稻造為西方人營造的這種文化相似論錯覺相當成功。然而,實際的情況顯然并非如此。

涇渭分明的兵與農

「武士」作為一種職業或一個階級出現,可以追溯至平安時代。然而,在江戶時代之前,武士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只是一些相當模糊的概念,即使在武士階級內部,這些模糊的概念也不是公認的準則。

這并不難理解,在互相殺伐的亂世,很難想象有什么道德準則能夠得到較好的執行,基督徒也曾頂著教皇的詛咒開心地射爆對方(教皇英諾森三世在1139年頒布敕令,禁止基督徒以弓弩自相殘殺,違者下地獄)。武士們除了對領主忠誠之外,多數時候也沒有什么特別的道德準則可言,特別是當他們將自己的行為方式實踐在農民身上時,往往使后者陷入十分悲慘的境遇。黑澤明的電影《七武士》借農民出身的假武士菊千代之口,說出了武士和農民之間這種激烈的矛盾:「你們把農民當作什么,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什么都有,掀開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到山谷深處去看看,有隱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么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落敗的武士搶武器,聽著,所謂農民最吝嗇、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但是……是誰令他們變成這樣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你們都去死!為打仗而燒村,蹂躪田地,恣意勞役,凌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么辦,他們應該怎么辦?」

在這種激烈的經濟沖突之下,武士階級完全沒有理由將自身的道德準則加諸農民身上,正如獅子沒有理由去教化羚羊,羚羊也不可能認同獅子的行為準則,后者也不可能接受前者的「教化」。

武士之道的下沉

真正的變化出現在安土桃山時代末期到江戶時代這一階段,由豐臣秀吉開創的士農工商「四民」制度被德川家康繼承和完善之后,農民開始把貢租繳納給藩主,藩主再以俸祿的形式將貢租分配給武士。戰國時代那種兵荒馬亂中的暴力劫奪消失了,農民和武士幾乎完全脫離了經濟上的聯系,雙方在戰爭中那種勢同水火的關系也得到了緩解。在整個江戶時代,農民造反的「一揆」[53]多針對的是收租的代官、領主,很少針對武士階級本身,甚至也有同情農民的武士自愿加入一揆,反抗幕府,這大概就是電影《七武士》的原型了。

因此,作為「四民」制度的第一等人,武士階級的文化和道德逐步確立其主導地位的過程,首先是以他們與農民的經濟和解作為先決條件的。

其次,德川幕府為了鞏固封建體制,也在有意識地推崇武士階級的文化和道德,以其作為整個社會的準則,從而壓制以京都為中心的天皇朝廷的貴族文化。但戰國時代武士那種征戰殺伐、拔劍生死,只有簡單的主仆倫理的形象特征顯然不適合作為和平時期的典范,于是「武士道」就出爐了。

因為武士的行為方式本身與當時東亞世界的普世價值觀儒學相去甚遠,根本不具備提煉理論體系的基礎,所以外來的儒學和佛教就成了「武士道」的理論基礎。前者以山鹿素行的《山鹿語類》中提出的「兵儒一致的武士道」,即「士道論」為代表;后者則以山本常朝和田代陣基的《葉隱聞書》為代表。前者的核心思想是「道的覺悟」,后者的核心思想是「死的覺悟」,這構成了日后武士道思想的兩極。

武士道經儒學和佛教加持后,迅速成為德川幕府對庶民進行道德教育的素材,武士被推崇為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桿,武士階級成為其他三個階級爭相模仿的對象,這從當時社會上的流行語「人必武士,花必櫻花」中可見一斑。在長達二百五十年的和平時期,幕府通過遍布全國各地的「寺子屋」和「鄉校」將儒學作為庶民教育的主要內容,使庶民階級和武士階級在儒學上取得了道德共識。庶民以儒學作為道德標準,以幕府推崇的武士典范為道德標桿,逐步形成了一套被全社會認可的道德觀念。因為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加之沒有了科舉制度的阻礙,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普通民眾的識字率高達40%~50%,遠超同時代的清朝。武士道逐步由武士階級的道德準則轉化為整個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庶民教育實現的儒學普及,既是實現武士道全民化的前提,也是實現武士道全民化的路徑。

在這一過程中,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幾乎處于「隱身」狀態。幾乎沒有人會想到,幾百年后,天皇會同時成為武士道最殘暴的敵人和最狂熱的推動者。

武士階級的末路

在波譎云詭的幕末時代,天皇、幕府和武士三者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一種相當離奇的狀態,幕府是武士和天皇實際上的飼主,而且在幕府體制存在的數百年間,它一直在竭力阻止二者發生關系。事實上,幕府在這一點上確實非常成功,從藩主手里領取俸祿的武士很難對處于「隱身」狀態的天皇有什么實際的效忠之情,他們之間的關系更像歐洲封建領主之間那種「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狀態,卻又不盡相同,因為幕府并不是天皇的附庸。

因此,當在西方的刺激之下,武士階級突然以天皇的名義反抗幕府時,幕府和天皇雙方都相當驚愕。從平安時代末期就失去控制的武士集團,突然又主動要求回到天皇的手下,這讓天皇自己都有些措手不及。從表面上看,這是日本大陸天皇、幕府和武士三者之間以武力對抗形式進行的利益再分配,實際上卻是日本在西方的影響下,封建國家逐步解體、民族國家重建的過程。

然而,作為武士階級道德準則的武士道所提倡的那種多元分散效忠的主仆道德,和君主立憲的民族國家所提倡的那種一元化的天皇效忠,是有著根本性的矛盾的,這也注定了二者之間的蜜月不可能長久。沖突首先發生在軍隊中,武士作為封建時代的軍事貴族,天然地與國家的軍隊體制不相容,武士出身的士兵無法與庶民出身的士兵和諧相處,也不接受庶民出身的軍官的指揮和領導。盡管明治政府進行了廢藩置縣,但封建時代養成的藩本位制度嚴重地阻礙了軍隊的組織,這一惡果一直延續到「二戰」結束,并導致了日本海軍和陸軍之間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

這種尖銳的矛盾直接導致了明治三年守舊武士刺殺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一事。然而,在好萊塢電影《最后的武士》中,這一事件反而被編排為大村益次郎派人暗殺武士領袖西鄉隆盛(電影里叫森勝元),實在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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