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各州不同的最低工資政策為經濟學家提供了大型試驗場

根據美國經濟協會(AEA)的調查，平均年收入10萬美元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提高最低工資對經濟乃至工人都是有害的。例如，根據1992年積極就業援助協會成員的問卷調查，79%的受訪者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會導致年輕和低技術工人的失業率。

在這個學術理論瞬息萬變的領域，要達成如此高的共識并不容易，美國共和黨完全認可他們的觀點。1968年，美國聯邦最低工資達到自1938年首次實施以來的最高水平。在隨后的二十年里，實際最低工資下降了44%，雖然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擔任總統的四年里每年都提高工資以跟上通貨膨脹的步伐，但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六年里只提高了兩次，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八年任期內也沒有提高最低工資，與此同時，民主黨試圖通過差異化政策提高最低工資，吸引中產選民，

盡管政治表現不同，但差異化政策的后果為經濟學家提供了實證研究案例。

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的論斷來自最基本的經濟模型：供求關系，

如果勞動力變得更加昂貴，雇主可能希望雇傭更少的人，教科書指出，在沒有最低工資的情況下，工人將因“勞動的邊際產品”而獲得報酬。如果雇主試圖降低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競爭對手可以用正常工資挖走熟練工人，但是，如果政府設定的最低工資高于工人的邊際產值，公司在雇傭工人時就會遭受損失，從而工人就會失業，

當然，現實更復雜，工廠可能不完全知道哪些工人更有價值。但是基本模型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最有可能因為最低工資而失業的勞動者，只是生產力低下的勞動者，政策想幫助他們。——技術工人有市場競爭力，不用擔心政策。

關于勞動力市場的更復雜的理論認識到它們不是完全競爭的，沒有一個工人可以和他的雇主協商單個的個人工資(個人工資和NBA球員的工資差不多)。因此，企業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可能低于他們產品的邊際回報。錢少多少取決于談判和雙方的議價能力。在這一框架下，最低工資的目的不是要違抗市場邏輯，而是要阻止處于強勢談判地位的公司打壓工人，

最低工資的基本上限仍然適用：企業不會愿意虧本雇人。然而，在這個上限下，最低工資的影響是模糊的。要看一系列問題。公司能用機器代替工人嗎？能否提價，讓客戶支付最低工資？是否面臨外國公司的競爭，這些外國公司在海外面臨更嚴格的監管？

考慮到工廠和餐館，從邏輯上講，最低工資政策對制造業產業工人的加薪空間很小，因為企業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工作不斷自動化，相比之下，餐廳很難實現自動化，也不會直接參與國際競爭。任何影響整個行業的成本上漲都可以和消費者結婚，那么這兩種制度實行同樣的最低工資標準公平嗎？

普林斯頓大學部的大衛卡德和艾倫克魯格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重新引發了關于最低工資的辯論。1992年，新澤西州將最低時薪從4.25美元提高到5.05美元，而其鄰國賓夕法尼亞州保持在4.25美元，因此，兩位經濟學家對自然案例研究的前景感到興奮，他們收集了兩個州的快餐店加薪前四個月和加薪后兩個月的就業資訊。快餐行業似乎為研究提供了理想的條件，因為它雇傭了不熟練的工人。

最低工資的提高并沒有導致新澤西州失業率的上升。相反，他們看到餐館的就業人數增加了，作者還沒有發現餐館業務在未來會受到影響的跡象。

他們的書《神話與度量》 (1995)改變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思維。到2000年，只有46%的積極就業援助協會成員堅信最低工資會增加年輕和低技能工人的失業率，

課本上說面對不斷上漲的用工成本，公司會裁員——人，這是不對的，但為什么呢？在過去的20年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關鍵的考慮因素是雇主享有的權利。

雖然提高最低工資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聽起來與直覺相反，但實際上，因為勞動力市場上的購買者總是享有太多的權力，他們實際上是在壓低工人的價值。因此，通過立法來糾正這種反市場行為是合理的，兩者是相互自由的。那些可能不愿意以每小時10美元的價格找到工作的人可能會被每小時15美元的就業市場所吸引。但是，如果強行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企業會發現自己負擔不起勞動力，確實會導致大規模失業，

一旦勞動力市場引入完全競爭，關于最低工資的爭論將變得更加微妙，需要更多的經驗。收集數據并不容易。研究人員必須考慮是否全年跟蹤工人，以及是否研究某些群體，如青少年或不熟練的人。同時，就業市場不僅僅受最低工資的影響，很難構建合理的反事實。

以西雅圖為例。拜登承諾“將最低工資提高到15美元”。該市處于最低工資運動的前沿，其最低工資的快速增長使其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經濟研究實驗室，

華盛頓大學部的葉卡捷琳娜賈爾迪姆在201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2015年和2016年最低工資的提高導致低收入行業的雇主減少工作時間，低收入工人的平均小時工資更高。然而，由于工作時間的減少，月收入下降了74美元，相當于少了5個小時的工資。

本文采用統計系統的匯總數據。在201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同一作者使用管理數據來跟蹤單個員工，而不是查看平均值，這次，他們發現低薪工人的周收入增加了8-12美元。然而，大部分收入是由經驗水平高于中位數的低收入人群獲得的，其中一些人來自西雅圖的工作時間和華盛頓州其他地方的工作時間，

增加的工人的收入，

在低薪行業之外也可以感受到最低工資的影響，2019年對德國最低工資政策的進行的一項初步研究發現，它導致更多的工人從較小的低薪公司重新分配到較大的高薪公司，同年，《經濟學季刊》上的一篇文章發現，最低工資法對平均收入的影響被較小但重要的溢出效應放大，使收入階梯更高。雇主傾向于為負有更多責任的員工維持某種工資差，因此，如果最低工資提高了快餐店工人的工資，那么餐館可能還需要提高主管的工資，

由誰來支付最低工資呢？從理論上講，較高的成本基礎可以通過較高的價格傳遞給消費者，或通過較低的利潤率由雇主吸收，實際上，答案因市場而異，在快餐等競爭性行業中，研究發現，工資底限提高10％僅使漢堡價格上漲0.9％，在2019年對西雅圖的一家超市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食品雜貨的價格沒有影響，

原文太長了，稍微概括了一下
參考 https://www.economist.com/schools-brief/2020/08/13/what-harm-do-minimum-wages-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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