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東丨荀子沒有責備美德嗎?——再論“子發辭賞”問題

“子發辭賞”是否基于美德——對林宏星與周啟榮教授的回應

方旭東

《荀子·強國篇》提到“子發立功辭賞”的故事。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主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后世,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筆者在2018年發表的《責備美德——引出的問題》(《哲學研究》2018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強國篇》作者對子發辭賞的批評,可以看作是對謙讓美德的一種批評。筆者進而討論了這種批評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具體到子發身上,批評子發辭賞的那些理由并不成立。對美德的責備并不合理。

林宏星教授在《道德與文明》2021年第4期發表的《荀子的“應得”概念——基于“子發立功辭賞”案例的分析》一文中對“子發辭賞”做出了不同于筆者的解讀。

如何理解荀子在《強國》篇中對“子發立功辭賞”案例的批評,學者們可有不同的解釋,而其中最常見的質疑之一就是認為子發辭賞乃是子發基于自己的道德信念(“廉”),但荀子的批評則立足于作為國家治理的分配原則,兩者的著眼點并不相同,所以荀子的批評蘊含著對“辭讓”德行的批評,而這種批評并不符合常理。假如撇開文本不論的話,那么,上述質疑似乎有其合理性。然而,我們卻不認可這種質疑,理由有以下兩點。首先,如果我們把子發辭賞理解為某種“辭讓”的德行的話,那么,荀子斷然不會在一般的意義上反對這種德行,《荀子》一書有大量的文本證據支持此一判斷。然而,奇怪的是,荀子何以單單眼對子發“辭讓”這一現象,這倒是真正值得我們探究的。……其次,要理解荀子對子發辭賞的批評是否合理,我們必須先行確認一個基本的前提,亦即我們必須以荀子的整體思想作為我們理解荀子所以如此持論的基礎。之所以要強調此一點,是因為荀子批評的合理與否首先要從荀子的思想系統中尋找理由,然后在此基礎上分析此種理由在一般理論上是否適切,是否能滿足可普遍化的要求。根據我們此前的分析,在《強國》篇中,荀子就已經明確指出了子發把受賞僅僅當作個人辭讓德行(“私廉”)的錯誤。不惟寧是,荀子還明確指出了賞賢使能、賞功罰罪是“先王之道,楚國之法”,且此一主張作為一種分配制度和原則在《荀子》一書中又有大量的論述。審如是,所謂“子發與荀子著眼點的分別一在道德信念一在分配原則,兩者的著眼點并不相同”的質疑,以荀子的角度來看其實是一個假問題,亦即是由于子發自己的認識不適當、不正確而產生的問題。換言之,依荀子,子發接不接受獎賞已經不是單純個人的道德意愿問題,而是涉及治國的“道、法”問題,涉及先王所制定的分配制度能否有效地發揮作用的重大問題。因此,在荀子看來,子發辭賞意味著先王制定的分配制度的失敗,而這是荀子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下劃線為引者后加)

可以看到,林教授多次強調“從荀子的角度看”、“依荀子”。如果林教授的意思僅僅是想說,站在荀子的角度,子發辭賞不是反映其個人辭讓美德的行為,而是其拒不遵守先王制定的分配制度和法令的行為。那他對拙文的觀點并沒有提出實質性的質疑。因為拙文明確說到:

理論上,即便《強國篇》作者不承認他是在批評美德,但只要有人肯定辭讓是一種美德,那就不妨礙我們把《強國篇》作者對子發“辭賞”的批評視作是對美德的批評,是在“責備美德”。

對于這里的前提(“有人肯定辭讓是一種美德”),筆者在拙文當中已經給出證明。

“子發辭賞”事實上被當時的習俗接受為一種美德行為。……首先,子發所做的這個行為,其涵義是辭讓,這是時人的基本認知,不但故事講述者公孫子這樣描述子發:“子發辭曰”;《強國篇》作者的措辭也相似:“子發辭賞”。其次,“辭讓”在當時被廣泛地認為是一種美德。眾所周知,《孟子》把“辭讓”看得很高,“辭讓之心”被視為“禮之端”,而忝列“四端”之一。(《孟子·公孫丑上》)《荀子》似乎也不例外,至少《強國篇》就如此,因為該篇有這樣的話:“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如果“辭讓”僅僅作為“人之所好”的一項內容,那還不足以讓我們斷定它具有較高的道德價值,可是“禮讓忠信”被認為是“道”的主要內容,這已經充分說明“禮義辭讓”(“禮讓”可以很自然地理解為是對前文“禮義辭讓”的省稱)在《強國篇》作者這里完全是值得稱道之事。此外,“子發辭賞”這個故事的講述人公孫子被注釋者認為是以一種欣賞的口吻談論子發的辭賞之舉的:“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王先謙,第288頁)

事實上,即便林教授也同意,荀子(也就是筆者所說的《強國》篇作者)并不反對把辭讓看作一種德行。他說:

如果我們把子發辭賞理解為某種“辭讓”的德行的話,那么,荀子斷然不會在一般的意義上反對這種德行,《荀子》一書有大量的文本證據支持此一判斷。

分析林教授在文章開頭對“靶子”觀點的描述:

子發辭賞乃是子發基于自己的道德信念(“廉”),但荀子的批評則立足于作為國家治理的分配原則,兩者的著眼點并不相同,所以荀子的批評蘊含著對“辭讓”德行的批評,而這種批評并不符合常理。

可以看到,這個靶子觀點包含了幾個要點:

a. 子發與荀子的著眼點不同,一個基于道德信念,一個基于分配原則。

b. 荀子的批評蘊含著對“辭讓”德行的批評。

c. 荀子的批評不符合常理。

從邏輯上說,如果不能證明a為假,就不能推翻b。對照檢查林教授的論證,可以看到,直到文章結尾,他一直在試圖說明的,無非是:荀子的批評是立足于作為國家治理的分配原則(制度)。但他并沒有論證:子發本人不是基于道德信念來辭賞的。也就是說,林教授其實接受a,即:子發辭賞是出于道德考慮 ,荀子批評是基于分配制度著想。如此一來,林教授就沒有辦法拒絕b。

林教授的主要筆墨花在反駁c上。之所以如此,跟林教授的如下思路有關:如果能夠成功地證明荀子從分配(應得)角度對子發辭賞所做的批評是合理的,那么,子發從個人德行的角度做出辭賞的行為就失去了正當性。事實上,林教授有這樣的話:

所謂獎賞,若作為德行意義而言,人們自可以推辭;但若作為分配的制度和法令而言,則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理由推辭,此一判斷當是一個可普遍化的判斷。

這里所說的“作為德行意義而言”的“獎賞”,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涵義,在子發辭賞這個例子當中,林教授其實是認為,這樣一種德行意義的理解是錯誤的,正確的理解就是荀子所說的那種分配制度或法令意義上的理解。

然而,即便林教授說服我們接受荀子對獎賞的這種應得式理解,也無法抹掉子發基于道德信念辭賞的事實。換言之,無論荀子或者林教授承認不承認子發辭賞是具有美德(謙遜)的行為以及荀子批評子發辭賞其本意是不是責備美德,都無法改變子發的確是基于德行考慮而辭賞的事實,從而不能禁止論者從責備美德的視角看待荀子的批評。

須知,“荀子究竟是不是在責備美德?”,與“荀子自己認不認為他是在責備美德?”,是兩個問題。林教授的重點是在討論后一個問題,但他把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以為如果能確認“荀子自己不認為他是在責備美德”,就能成功地駁斥“荀子是在責備美德”那樣的說法。這顯然是一個邏輯錯誤。

至于林教授從“應得”角度論證荀子的批評為合理,因為跟拙文關系不大,這里不擬深論,只想指出一點:正如林教授文中也提到的那樣,林教授所持的這種應得觀,是一種反平等主義的應得觀,是應得觀的一種,而且,是存在爭議的一種。將論證建立在這樣一種應得觀的基礎之上,恐怕并不牢靠。

另外,承友人雅意,今天轉來周啟榮教授對拙文與林文的一段評論,(周啟榮 林桂榛丨荀子的“性不善”≠“性惡”是不成立的?)

周教授說:

兩篇文章討論同一段的事件。我認為東方朔老師的分析符合荀子思考的問題:賞有功是關乎分配問題,而方旭東老師討論把事件作為一個美德論virtue ethics來討論是不切合荀子所關注與批判子發的“辭讓”的理由。我按照東方朔老師的論證邏輯再往前推論:荀子批評子發的另一個理由是子發把賞功的分配問題與私人辭讓的道德問題混淆了。對荀子來說,賞功本來不是一個道德問題,不存在辭讓的應不應該做/接受的問題。子發拒絕接受賞賜是破壞了維持群居生活的分配秩序(禮法)。

在關于荀子是從分配(應得)角度看待賞罰問題方面,周教授贊同林教授的觀點,沒有補充更多理由。周教授認為拙文把子發辭賞作為一個美德論來討論是不切合荀子所關注與批判子發的“辭讓”的理由。荀子的理由,拙文曾逐條討論,包括:1.關于子發“亂楚國之法”;2.關于子發“反先王之道”;3.關于子發“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后世”。不知道周教授是根據什么來判定這種討論不切合荀子?周教授又究竟是從哪里看出來“賞有功是關乎分配問題”?筆者愿聞其詳。

注釋:

林在文中沒有直接討論子發辭賞的心理,但從他對荀子關于子發“獨以為私廉”的評語照單全收的情況來看,他應該是同意荀子對子發辭賞心里的推測,即子發是從個人德行(私廉)的角度考慮的。參看林文這段話:荀子明確地以“獨以為私廉”來評價子發辭賞的行為,便已經清楚地告訴人們,接不接受這種獎賞不能單獨地、甚至主要不能從個人德行(“私廉”)的角度去理解。

雖然林教授沒有直接宣布子發基于道德信念(廉)辭賞的想法是錯誤的,但他一再指出,按照荀子,子發的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不恰當的:所謂“子發與荀子著眼點的分別一在道德信念一在分配原則,兩者的著眼點并不相同”的質疑,以荀子的角度來看其實是一個假問題,亦即是由于子發自己的認識不適當、不正確而產生的問題。又說:在荀子那里,作為“應得”的賞(罰)已顯然不僅僅只是一種道德的含義,毋寧說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制度化的分配原則和準則。而荀子這種從分配制度與法令角度理解賞罰是合理的,那么,很自然地就可以得出結論:子發的理解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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